西安哪里适合放生田螺，祈福法会—西安省西安市华严寺启建奥运祈福法会

一、放生黑鱼的功德与作用

1、2008年8月16日上午，陕西西安华严寺在金色的三圣殿内举行了简约而隆重的奥运祈福法会。

2、十位身着袈裟的僧人和虔诚的信众们在陕西省佛协驻会副秘书长、华严寺监院宽昌法师的带领下，虔诚诵读“为北京奥运祈愿文”：

3、“……让他们（运动员）拥有强健的体魄，更有坚定不移的信心；让他们怀抱前进的希望，更有后退沉潜的准备；让他们倾注全心的发挥，更有心无挂碍的自在。慈悲伟大的佛陀！请您接受我至诚的祈愿……”

4、8月8日，该寺组织全院僧人观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宽昌法师说：“佛教有‘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奥运会泽福万民，佛教弟子应该积极参与祈福。”

5、近代西安佛教沿革之整理复兴时期

6、应追溯到清末杨仁山居土的刻经事业。1866年，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设金陵刻经处，陆续雕印佛典4000多种，3000多卷。1907年秋，他又在刻经处开办佛学学堂祗洹精舍，培养了太虚大师，欧阳竟无、谢无量居士等第一批弘法人才。1910年，他复在刻经处创立佛学研究会，积极开展研经讲经活动。他的这一努力，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滥觞。

7、在此基础上，民国初年，太虚大师倡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佛教革新。1913年2月，在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寄禅和尚追悼会上，太虚大师发表了佛教必须进行教理、救制、教声三大革命的演说，从此举起了佛教革新的旗帜，虽然由于佛界一些人的反对抵制，太虚大师的这一主张并未社会地位天安门广场行，但是，他的这种改革思想，却在西安佛界一些激进的居士和青年僧伽中产生了浣的影响。

8、陕西旅沪居士康寄遥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1923年1月，康护送其母灵榇由沪返陕，葬于西安东关寂园。从此，他即以寂园为阵地，逐渐结识团结了一批志在改革的僧伽居士，在西安掀起了一场佛教革新运动。

9、西安的这场佛教革新运动兴起于1926年12月。1926年11月底，冯玉祥占领陕甘后，为了巩固后方，对各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12月25日，他致电陕甘军政长官，公开主张信教自由，保护庙产。于是，康寄遥等人便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开展了一场强大的宣传攻势，很快使佛教革新运动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各界的谅解，从而拉开了西安佛界整理复兴时期的序幕。

10、1927年以后，西安佛界革新派乘胜追击，逐步巩固和扩大了这一革新成果。1927年3月20日，西安释道代表康寄遥等人联合发表《敬告各界文》，一面揭出“僧界腐败，不守清规”的弊端，公开主张“整顿僧伽制度，严整寺规，力倡教育”以自救；一面呼吁“各方谅解”佛界苦衷，万勿“横加摧残”。5月5日，康寄遥又联合儒道代表多人，发表《西安三教代表请愿书》，强烈要求省党部省农协会省工会和省商协会等机关，立即停止估量庙产、查计寺田的行动。请愿书严正指出：“三教者，乃革命之友，革命之助，革命之先觉。努力革命工作者，若摈斥三教，是犹航海者自戕其舟师，雄辩者自割其舌，健行者自断其足也。宁非自杀政策耶!”《敬告各界文》和《西安三教代表请愿书》的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获得了显著成效。四日以后，陕西省政府多次发出训令布告，严令各地保护各教，并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及时解决了一些佛教案件。长安县县长呈请拆毁境内万花山天池寺等寺庙，竟被省政府严词驳回。户县侵寺杀僧、西安南关侵占庙产等案，也一一依法得到处理。

二、放生放泥鳅还是鳝鱼好

1、初战告捷后，西安佛界遂跨入了整理复兴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西安佛界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2、整顿僧伽制度，严肃寺规僧纪

3、太虚大师认为佛教三大革命的重点是整理僧伽制度，严肃寺规僧纪，其主要做法是改革闭门参禅制度，实行农禅并重制度，重申寺规僧纪，厉行奖优汰劣，借以实现佛界组织革命。太虚大师的这一佛教革新理论，无疑是西安佛界革新派在组织整顿时的指导思想。

4、1927年3月27日，康寄遥当选为陕西省佛教会会长后，决心遵照太虚大师教制革新理论，对西安佛界从组织上进行一番整顿。当时，西安佛界各宗门户之见颇深，新旧之分颇明，意见分歧，组织涣散。特别是自1926年3月刘镇华率镇嵩军围城后，省市各级各种佛教组织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同时，在僧伽之中，有人专应敷经忏以混生活；有人把持寺产企图世袭；更有甚者，个别人甚至嗜好甚深，勾结败类。凡此种种腐败行为，均引起各界普遍不满，并成军阀政府和土豪劣绅摈斥佛教的借口。西安佛界的组织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展开的。

5、早在1927年3月20日，康寄遥等人就在《敬告各界文》中向西安佛界发出了“速理内部，免贻人以口实”的忠告，并明确指出：“各寺急宜属遵百丈农禅遗规，一方力农，一方参究，庶可免坐食寄生之诮。”《敬告各界文》的发表，说明西安佛界革新派已将组织整顿提上了议事日程，1927年底，大悲在《佛化随刊》上发表了题为《佛教革命的趋势》的评论文章。该文认为：为了护宣正法，必须整顿佛界组织，严肃寺规僧纪。”利济人群的菩萨僧应受到宗仰和拥护，禁止开坛传戒，恢复考僧制度；有嗜好有劣迹的顽腐僧，如能翻然改悟，少者可精进修持，老者可常受供养，否则，应令其自动还俗或勒令还俗。”这篇评论义正辞严，振聋发聩，吹响了西安佛界组织整顿的号角，1928年初，康寄遥等人主持制定的《陕西佛教会整理僧伽草案》，几经曲折终于在《佛化随刊》上全文刊出。该草案明确指出：“僧界不振，多犯戒规，贻人口实，遂招侮辱，故欲弘佛法，应先整僧伽”。草案认为，整理僧伽的办法有一为治本，措施主要是组设度憎委员会及僧产委员会；一为治标，措施主要为组设监察委员会和考试委员会。

6、根据上述草案有关规定，从1927年11月开始，康寄遥等对西安佛界组织进行了初步整顿，收到了一定效果。这些效果，主要表现在方丈的选贤任能、僧众的奖优罚劣和组织的健全纯洁等方面。但是，由于操之过急又不注意策略，故伤害了一些僧伽的感情，遂引起西安佛界长达十多年的内讧。

7、从1928年春至1945年8月，在长达16年的漫长岁月中，西安佛界内讧几乎从未间断，其中较大的冲突有二次：一次在1928年春。僧人应禅、空慧上书陕西省政府民政厅，以会长把持会务、会中和尚少居士多为借口，控告陕西省佛教会并要求改组。省民政厅偏听一面之词，竟下令陕西佛教会解散，该会不服，据理力争。而应禅等人则另组陕西省佛教总会，公然另立山头。从此，两会各自为政，不相为谋，直至1930年春才合而为一。另一次在1943年秋。康寄遥等人企图让太虚大

8、师的高足心道法师出任卧龙寺方丈，竟串通警察闯入该寺，强行驱逐陕西省佛教会副理事长、该寺方丈朗照法师。谁知应禅等并不示弱，反招来宪兵包围该寺并赶走了警察。后双方又打了数年官司，积怨益深。

9、延请高僧赴陕弘法，扩大佛教影响

10、西安佛界延请高僧赴陕弘法虽始于1922年4月的妙阔法师西安之行，但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则以这一时期最为突出。从1928年6月开始，应西安佛界邀请，心宽、怀朴、华清、宝生、太虚、月溪、侦虚、祥瑞、心道和超一法师及韩清净居土、何坦拔喇嘛等高僧，均先后赴西安弘法，其中尤以太虚大师的西安之行影响较大。大师系中国佛教革新派领袖，且擅长宣传鼓动，因此，他在西安的弘法活动虽仅仅两个月，但却迅速扩大了佛教的影响。